
近期公布的中国12月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增速低于预期。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7%,为2021年月度最低增速水平。
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243亿元,同比增长1.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026亿元,增长2.8%。二者均为2021年最低月度增速水平。
12月商品零售36428亿元,同比增长2.3%;餐饮收入4841亿元,同比下降2.2%。这二者也都是2021年最低月度水平。其中餐饮收入同比增速是连续第二月下降,11月同比下降了2.7%。
消费乏力一方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从餐饮收入的负增长可以得到印证;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也处在较低水平。
2021年4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8.2%,是2021年增速最低的一个季度。与2020年4季度结合到一起的两年平均增速为8.05%,也是两年平均的季度最低增速。前三个季度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1%、9.7%和8.7%。
面对增速连续下降的收入水平,消费如何能起来呢?对中国消费者而言,借钱消费可能仅仅是一些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深入探究,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较低与国民收入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
2021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在65-70%之间。因此,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全球看是处在较低水平的。
有关收入分配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初次分配,一个叫做二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指通过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劳务费用和价格变动等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也被称作财政再分配。
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的收入占比就不高。这体现在政府的税收和企业的利润长期保持较快增长,而居民的收入增速较慢。因此初次分配的过程未充分考虑居民部门的利益。
具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所得税和财政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后者又高于个人收入增速,从而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持续下降。
虽然每年政府都会提到减税降费,但从实际情况看,总体上政府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应比较有限。
而二次分配时,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高于初次分配的比重,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低于初次分配的比重,说明二次分配仍然是朝着政府有利的方向进行的。
这就造成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的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能持续。
短期看,收入持续下降后,老百姓没钱消费,GDP增速会受到影响。长期看,老百姓负担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生育,而人口少了,消费也会随之下降,造成消费和GDP螺旋下降的“消费陷阱”。
近期热议的三胎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养育成本较高造成的,而根本原因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股市的走势也紧密相关。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经历了将近20年的长牛,与之同步的是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背后的原因是美国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
科技产业主要贡献来自于人,所以科技企业的长期发展对提升个人的收入水平有很大促进作用。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消费,消费提升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后者是股市长牛的基础。
我国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大学生就业时,互联网大厂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最佳选择就是因为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
但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也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如何促进制造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对于制造业行业可以进行力度相对较大的减税,并且规定减税的收益一部分用于增加员工的工资福利。
当然在其他制度层面,也应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一直对资本给予较大保护。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金,保护劳动者个人的合法权益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近期有报道一些金融机构离职员工无法拿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但经起诉后合理诉求基本都可以获得法律保护。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现阶段劳动者权益不断得到尊重和保护。
经济的可持续成长离不开消费的持续成长,而消费的持续成长又需要收入水平的提升。为了促进消费,国家应真正大力度地减税降费,让利于民。
English Summary
China’s retail sales missed expectation in December 2021 both due to the pandemic in some provinces in China and the lagged-behind residential income growth rate.
This can’t be sustainable as lower income growth rate hurts consumption both in the short term and in the long term. The lower birth rate in China is actually caused by higher raising cost for a baby, which also is a result of lower income growth rate.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residential income should take a bigger share in both initial and secondary alloc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Hence to lower tax rates for manufacturing sector sounds like a must-do at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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